专家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红色春秋

时间:2017-12-13 10:27 来源:网络整理

 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,新华访谈特别制作党史知识大讲堂系列节目。5月9日,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教授做客新华网,与新华网友交流讲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的有关问题。

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内背景——

  “文革”结束后急需改变经济发展停滞的状态

  邓小平同志说,文化大革命十年,特别是往前延伸,就是1957年以后我们犯了二十年“左”的错误。在这二十年当中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,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,但是从政治上来看,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,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,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。

  文革结束以后,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。小平同志反复反思和强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。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有她的优越性,在我们搞了社会主义以后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越性。但是建国后20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发挥好,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,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。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改变这样一个状态。

 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国际背景——

  在我们走弯路时周边国家和地区得到很大发展

  在我们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建设,在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,由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,遭受了挫折,走了弯路。但是,与此同时,西方资本主义国家,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,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。

  综合起来说,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,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,我觉得是双重逼迫的结果:一是国内的困局,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,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,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、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。

  如何将粉碎“四人帮”契机转变为发展的现实——

  邓小平的鲜明态度是突破“两个凡是”的关键

  1976年,毛泽东逝世,“四人帮”被粉碎,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了,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。但是,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,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,这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了“两个凡是”:1976年粉碎四人帮、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,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。但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和契机变为现实是不那么容易的,因为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还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转变,特别是“两个凡是”的提出进一步阻碍了这个转变。

  “两个凡是”一提出,邓小平就很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。1977年4月10日他给中央写的信里面就提出要准确地、完整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,实际某种意义上也是针对“两个凡是”的不准确、不完整。后来他又不断地说“两个凡是”是不行的,按照“两个凡是”就说不清楚让我出来工作的问题。他说马克斯、恩格斯没有说过“两个凡是”的问题,列宁也没有说过,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,因此“两个凡是”应该是站不住的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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